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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程归安今何在

2011年12月23日   A11:A11-苕溪人文   稿件来源:湖州日报  

  刘正武

    湖州秦代称乌程县,北依浩淼太湖,南望迤逦群山,东部为水乡平原,西行则丘陵起伏,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尤其是六朝开始,地方文化日益繁盛,其地域精神内涵也愈益丰富。宋代从乌程县分置归安县。可惜乌程、归安这两个分别延续使用了两千多年和一千多年的名称到辛亥革命以后废除不用,今天不要说外地人不知道湖州原来有过乌程、归安两县,连多数湖州人自己对乌程、归安的历史也不甚了了。关于乌程县和归安县的历史文化辉煌只好任其沉埋在大量典籍文献中,成为一段近乎远去的精魂。

    地名不过是一个符号,但地域文化精神往往蕴含于一个个看似简单的符号。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语言、符号和表征系统构成了区域文化的全部内容。太湖南岸先秦就有菰城县。公元前222年秦灭楚,随即改菰城为“乌程”。秦汉时期乌程县境非常辽阔,东至今平望,西含今宜兴,北止于太湖,南括余杭、萧山一代,辖有乌禾乡,据说为乌氏所居,当为越人后裔定居之所,在今升山一带。到三国时孙吴集团经营江东,励精图治,宝鼎元年(266)在苕溪流域设吴兴郡,以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四县及故鄣、安吉、原乡、于潜四县并归吴兴郡管辖,加乌程为九县,郡治就设置在乌程。至唐代乌程县管辖四十个乡,二百个里,到宋代初年合并为三十个乡,其名称为:

    行山丰乐仁风 白鹤 霅水临苕崇礼孝行至孝广德永新德政龙亭澄静灵寿震泽太元福增万岁 保安崇孝常乐琅玡欧亭九原三碑 顺德 移风 稔泽乐俗

    从这些名称中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地域历史精神文化内涵,也可以看到当时当政者为地方命名时的价值趋向。遗憾的是,除了“欧亭”之外,越人文化已经在这些称呼中荡然无存,而仁、孝、礼、德等儒家文化理念则不断地反复,增益其教化的效用。乡下又设“里”(相当于今天的村),名称也不同于今天,如崇孝乡下有新兴里、南旗亭里、南仁里、崇仁里,含山乡下有千金里、清化里、吴泽里、平乐里等。

    沿袭六朝的吴兴郡治所,唐代的乌程县衙很阔绰,有敕书楼、生明轩、制锦堂、桃露厅、松桂堂、清阁亭、相国池,这一个个诗意的名字让今天的人们足够想象往日县府的幽美境界,虽然今天去故地只能看到一座刚刚建起来的纪念石碑楼,标示这里曾经是乌程县衙,周围完全是现代化的商业闹市。唐代乌程县衙建筑的名字多数都有一些来历,如相国池,据说县令李晤任上生了一个儿子,这孩子少年时在池边玩耍,不小心坠入池内,沉入水中后不久,好像有神灵扶持一样浮上水面。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诗人,名叫李绅,写出了《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等著名诗句,官阶也最后升任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居相位四年,人们追念其在湖州的事迹,于是便有了“相国池”的名称。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乌程县分出东南部十五个乡置归安县。当时的转运使高冕上奏朝廷说,乌程县太大了,应该分置便于管理。因为吴越王钱鏐归顺不久,于是便以“归安”命名新分出来的县。这样湖州城内有了三个衙门,一个湖州衙门(宋代叫昭庆军),两个县衙门,乌程和归安。整个湖州城以仪凤桥、奉胜门及霅溪水为界,城市西北部属乌程,城市东南属归安。

    乌程、归安二县虽是弹丸之地,却是文教名区。唐宋两代湖州地方官大多重视教育,唐代就增设助教以备文教所需。宋代滕宗谅为湖州知州,表请朝廷在湖州建学宫,不久朝廷赐书至,州学建成,“重门、广殿、讲堂、书阁、宅舍、庖房皆具”,总计一百二十间房屋,延请名人张方平作记,书法家蔡襄大书勒石,石曼卿又书敕建州学额揭于仪门。地方官搜罗教育人才,聘请安定胡瑗主持州学。大胆创新,设经义、治事二斋,分斋教学,四方之士云集。一时“湖学”人才辈出,声闻天下,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至湖州求学,湖州文教从此起飞。后人在州学内建祠堂,纪念对建设湖州州学有功之人,起初称三先生祠,计有安定先生胡瑗、湖州知州滕宗谅、湖州秘丞朱临,后来又将建州学时增置学田的功臣及湖州历史上知名的地方官如颜真卿、苏轼、王十朋等并列其间,号称“七贤祠”。地方士人在不断地追念、累积和承续着历史文化的遗产过程中教化民众,积淀着地域文化精神。

    唐代湖州城内就已经有亭台楼阁多处,文人墨客多留连其间,吟咏情怀。其中最有名的莫过销暑楼。销暑楼始建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后来杜牧、顾况等都写过有关于湖州消暑楼的诗。消暑楼外还有会景楼、清风楼、明月楼、卞苍楼。相传郡城内围绕子城原来有十座楼,除消暑、会景、清风、卞苍四楼外,还有赏春楼、玩景楼、映霞楼、照霞楼等。徐仲谋在《会景楼记》中写道:“清风、销暑二楼,溪山环列,俯视万井,为一郡登览胜地。”明月楼则在子城西南。湖州城内地方官很讲究风水,据说当时这些楼宇的分布,就是“郡治大厅居中,谯门翼其前,卞苍拥其后,清风、会景、销暑蜿蜒于左,有青龙象,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为虎踞之形,合阴阳家之说”云云。此外还有韵海楼,因颜真卿在此集天下文士撰《韵海镜源》而闻名。仪凤桥南东首又有鱼脯楼,每年给朝廷上贡的鱼脯就在这里制成。

    楼宇素负盛名外,城内还有很多名声显赫的厅堂楼阁,如六客堂。北宋熙宁年间,湖州知州李常宴客,所聚有苏轼、张先、陈舜俞、杨绘、刘述,总计六人。数十年后再聚,则有苏轼、张询、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等所谓“后六客”。只是前后只有苏轼一人参与两次六客盛会,饮酒赋诗,遂不胜感慨。此外,四贤堂、水堂、逍遥堂、碧澜堂、苕溪馆、霅溪馆等也各有来历。

    宋代乌程、归安二县的园林更是一绝。宋末周密所撰《吴兴园林记》中,记录了城内外三十多处园林,如南沈尚书园、北沈尚书园、章参政嘉园、牟端明园、丁氏园等等。直到晚清民初,尚有一些园林遗迹在,引得很多人来参观。

    乌程县还出美酒,相传秦代就已经开始酿造。唐代知名的为箬下春,直呼为乌程酒。中国历史上无数大诗人在酣醉高歌中赞叹乌程美酒,关于乌程的酒和诗,简直就是一部诗酒美学史。展卷披览,唐代的有“金罍几许乌程酒,鹤放闲吟把蟹螯”(羊士谔)、“尊有乌程酒,劝君千万寿”(李贺)、“待醉乌程酒,思斟平望羮”(张文规)、“一瓶犹是乌程酒,须对霜风度泫然”(罗隐),宋代的有“橘柚秋苞繁,乌程春瓮釅”(欧阳修)、“今日扁舟去,白酒载乌程”(苏轼)、“薄茶便当乌程酒,短艇聊充下泽车”(秦观)、“一枝彩笔度阳春,五年不饮乌程酒”(李龏)、“开缸初试乌程酒”(于未),元代的有“若为胜载乌程酒,直到云林叩野斋”(倪瓒)、“急管繁弦莫苦催,真珠胜买乌程酒”(张宪)、“座酌乌程酒,篇连贾董文”(王逢)、“试买乌程酒,微馨透客醺”(朱晞颜),明清两代则更多,如“客怀暂醉乌程酒,人事空悲墨翟丝”(沈梦麟)、“玉山偏软乌程酒,银露徐欺白宁衣”(王世贞)、“醉杀乌程酒,天寒不放船”(朱彝尊)、“柏叶乌程酒,椒盘下若鳊”(李应徴)、“花莫盼武陵花,酒莫饮乌程酒,武陵花艳迷人目,乌程酒甘诱人口”(郭绍仪)、“梅市逢人仙是吏,乌程作县酒为名”(梅清)、“扁舟百斛乌程酒,散发江湖只醉眠”(吴伟业)等。乌程酒又名竹叶春,所以杜甫作诗称:“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春。”而唐宋诗文中写湖州美酒箬下春的就更多了,如刘禹锡的“鹦鹉杯中箬下春”。

    一个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这样产生、积淀和传播的,失去了“乌程”这个名称,便失去了无数辉煌的历史。今天甚至有人撰文确凿地说乌程酒是产生于苏州的一种酒,甚至说吴兴县是属于苏州的一个县,实在叫人无奈。但这也怪不得人家,假如你的名字也经常换,再隔上不久,若没有考据的癖好,恐怕连最亲近的亲旧也会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湖州属县里归安虽然是后来分置,文教却领先于周边各县。南宋湖州城海纳百川,四方云集而来的文人墨客逐步由客居成为地主,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氏、高氏、牟氏都是四川人,号为史家,藏书颇多。宋末周密记录湖州城内叶氏、贺氏藏书都多达十万卷之多,又有倪氏、莫氏、沈氏、程氏、陈氏也都富于藏书。明清两代关于归安县的才子科第故事,简直多得数不胜数。

    明代归安县的县衙也很有特点:衙前有甬路,立有戒石亭,随后为东西吏廊、仪门、宾馆、土地祠,然后是大门、仪门,仪门内为丞厅,丞厅东为簿厅,西为尉厅,其前又有溪光亭紧临溪水。廨内旧有敬临堂、絃歌轩、拙斋、双桂堂、尊美堂。归安人自豪地在史志中记录归安的地理形势说:“东浔港西余不南含塘北运河,流环而生气结,前含山后飞英右东林左乌镇,秀列而人文开。”又读《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的进士题名录,这一年,中榜的第二十名为“湖州归安县仁风乡迎春里”的鲍乔,这诗一样的名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用了,今人谁还可以寻访到昔年的进士故里?

    现代化的进程,不应当以抹掉去了地域历史文化元素为代价。走在巧克力式混凝土大厦林立、罗马柱高悬的大街小巷,不禁多了很多苍凉:乌程归安今何在?惟余纸上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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